“行政處罰29次未能解決該企業異味擾民”，極為準確地擊中了環境保護的痛點。“以罰代管”只是表象，更深層次的問題依然在于，地方政府何時才能走出“犧牲環境換發展”的誤區。
北方藥業非法排污一案，有兩個問題特別突出，一是排污數量大，經查實違規填埋的廢菌渣達1萬余噸，違規填埋區域占地約4000平方米，埋深2至3米，簡直就是一個人造垃圾場。二是查處時間長，2013年以來，自治區各級環境保護部門共收到關于北方藥業的投訴達143件，且呈逐年增多趨勢。而早在2012年6月，網上就已出現關于北方藥業排放廢水廢氣，污染環境傷害群眾身體的舉報。
洶洶民意在長達3年多的時間里得不到回應，100多份舉報換不來問題的解決，中央環保督察組一進駐，事情便立馬柳暗花明，這從一個側面表明，環保領域的地方保護主義并不只是坊間猜測。北方藥業的非法排污行為幾乎就是公開的秘密，而據牙克石市政府網站2011年10月發布的信息，北方藥業項目總投資300億元。這樣的大型企業，往往是地方上的經濟支柱，既是納稅大戶，也是政府重點扶持的對象，甚至會在某種程度上反過來束縛政府決策，以獲得更好的發展空間和政策優待，其中就可能包括環保執法上的某種特權。
當然，隨著環保問題日益受到重視，環保領域的地方保護主義并不會單純表現為不作為，而可能改頭換面以另一種形式出現，比如以罰代管。2013年以來，內蒙古自治區、呼倫貝爾和牙克石三級環境保護部門對北方藥業實施行政處罰29次。表面看，執法已夠凌厲，處罰的密度也夠大，但從實際效果看，與其說這是處罰，不如說是一種變相交易，企業以交罰款的形式換取排污“許可證”。處罰只是手段而非目的，執法的目的從來不在于處罰，而在于徹底終結環境違法行為。如果只是處罰而不解決問題，就會陷入一種“越罰越污”的困局。
一方面，執法部門會產生利益沖動，執法成“執罰”，違法越多收益越多，不斷從自己的不履職行為中獲利，放任和縱容企業違法。另一方面，企業都是理性經濟人，會從成本意識來考慮問題，倘若合法處置污染物的成本遠遠高于行政處罰，企業就會很樂意接受處罰，以換取非法排污的豁免權。如此一來，環境污染便會更加嚴重，執法則成了企業非法排污的“幫兇”。
以罰代管，或也折射出地方環保部門投鼠忌器的尷尬心態。現行管理體制下，環保部門在人、財、物方面仍受地方政府管制，執法上并不具有充分的獨立性，處處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預。而在一些地方，經濟發展仍然優先于環境保護。在這種局面下，“以罰代管”可以理解為環保部門的一種無奈和妥協之舉，既完成了履職，對上級部門有所交代，又能令各利益相關方滿意，不至于發生根本性的利益沖突。而被犧牲掉的，就是環境生態和民眾的切身利益。
“行政處罰29次未能解決該企業異味擾民”，看上去有點黑色幽默的意味，卻極為準確地擊中了環境保護的痛點。“以罰代管”只是表象，更深層次的問題依然在于，地方政府何時才能走出“犧牲環境換發展”的誤區，理順兩者之間的正確關系。